宋教仁(宋教仁被刺事件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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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3
219
1. 宋教仁,宋教仁被刺事件说明了什么?
上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领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后,再回首贫穷落后的中国,一时间纷纷喊出"民主救国”,"科教救国"等等。在他们看来,造成这个结果的罪魁祸首乃是腐朽的封建帝制。
其实,帝制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给中国带来过没落,但也创造过辉煌,并且还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今天仍被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大唐盛世什么的,难道不是在帝制下创造的?应该说,腐朽的不是帝制,而是皇帝,以及皇帝个人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古老的帝制,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进步和繁荣。相反,却让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无政府状态。
以孙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提出的"三民主义",不过是死搬硬套西方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后来的失败就足以证明,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人民需要什么。中国人从来不在乎谁当皇帝。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中国人只看重自己的衣食住行。张三也好,李四也罢,能让人们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就是好皇帝。
后来的事实就证明了,由帝制皇帝一人说了算改为几个人说了算的"精英制"同样受到人民欢迎。
打着所谓的民主旗号,实则为自己,或所属集团争权夺利,老百姓一眼就看得清楚明白。
孙文他们在推翻帝制后,成立中华民国,首先考虑的不是改善民生,而是为实行大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党内同志争吵不休。说到底,还是争权夺利。
宋教仁因促成南北和解,风头一时无双。但在党内,并没有达到一言九鼎。论资历威望不及元老黄兴,论人脉更远逊孙文。虽然个人才情超卓,但提出的内阁制无非削略大总统的权力并分享之,而这恰与孙文的主张相左。
宋教仁最后遭遇不测,与其说是敌人的暗杀,不如说是党内保护不力。后来的走势恰恰说明这一点。党内元老遇害后,幕后主使不了了之,只发落几个小萝卜头了事。可见黑幕之深。
宋案告诉我们,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好制度。反之,你描绘的蓝图再美,在人民看来,也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如跟一个叫化子谈民主宪政,他会骂你,去你的,先给老子一碗饭再说别的吧!
2.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洪述祖
2013年,正值“宋案”发生百年,本打算写一篇论文的尚小明发现,“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研究者甚至连宋案的基本案情都没能准确把握,更不用说案件细节了。于是他决定研究到底。跑遍各大档案馆,寻找与宋教仁案件相关的档案、电报、书信、报纸新闻、时人文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他抽丝剥茧,寻找线索,最终得出了迥异于前人研究的结论。
经过五年时间,尚小明最终写成了五百余页,54万字的著作《宋案重审》。
百年宋案研究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宋案重审》的结论,那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主使其实是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
3. 赵秉钧承认刺杀宋教仁?
没有承认,但赵秉钧自杀了。
刺客武世英受应桂馨指使,应桂馨又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亲信,而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而宋教仁是民选的总理,他会制约袁世凯的权利,武世英被毒死,应桂馨逃跑,赵秉钧自杀,自然会怀疑袁世凯是杀死宋教仁的主谋。
4. 民国的历史将会怎样被改写?
宋教仁走的路子,在中国始终是走不通的,他死或者不死,都没有能力改变军阀混战的本质。
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民主的思想在这片长达两千年帝制上毫无根基,依托看起来美好的责任内阁制,就想要从北洋政府手中夺权,并且完成国家体制的重建,这太过理想化了。
宋教仁准备进京时,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现,使得责任内阁成为现实,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是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打击压迫的夹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十分软弱无力。
袁世凯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专事破坏责任内阁制,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又改造“约法”,解散国会,最后干脆宣布恢复帝制。这使得宋教仁倡导的责任内阁制最终成为镜中月水中花。
政体形式说到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它的实施不是凭借善良的愿望,而是凭借实力与斗争。责任内阁制必须以实力作后盾,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力量弱小,且本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根本难以在与守旧势力较量中占据上风,自然就不能巩固和挽救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还不具备建立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的基本条件。因此,其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有其历史必然性。
宋教仁的内阁制与袁世凯的总统制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下的内阁制与总统制的简单的政体之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争夺在中国的统治权的一场严峻的政体之争。
首先,袁世凯已经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仅1912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就垫付了大量资金给袁世凯“应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旧时代封建阶级决定了他要作皇帝。他用政治和经济压力解放革命军队,用卖国借款筹备反扑革命的资金;还收编前清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大北洋实力,同时,豢养御用党为他摇旗呐喊。
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放弃了民众,放弃了武装军队。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样,就是责任内阁制,力量悬殊显而易见。当矛盾激化时,国民党根本无力招架。
其次,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具有民主思想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资产积极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受封建思想传统长期熏陶的农民。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积极与农民尚且具有共同的政治要求——推翻清王朝,在这一目标实现后,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也就失去了基础。加之文化知识、舆论宣传,通讯设施的严重落后,农民渴望圣明君主和平盛世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宋教仁的竞选演讲也只能在武汉等几个大城市进行,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极为有限。
最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
武昌起义后,虽然迅速得到举国响应,但是革命阵营成分复杂,步调并不一致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党人就提出袁世凯如果不抗拒革命,“将来大功告成”即拥戴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大多数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
黄兴也是其中一个,当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拿出汉口都督决议对孙中山说:“毋使我辈负诺”。敦促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
汪精卫则更是肉麻吹捧袁世凯“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而对孙中山却进行讽刺打击,指责他“有权利思想”。
同盟会意见分歧,大多数领袖人物主张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袁世凯“竭诚拥护共和”,不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要控制国民政府大权,最后达到吃掉它摧毁它的目的。
袁世凯夺取民国临时大总统高位后,总是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敌视共和制度。这就决定了宋教仁开展责任内阁制活动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宋教仁是一个太过于理想化的政治家,他政治理论虽然扎实,但却不善于政治斗争,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是宋教仁,都能够在“约法”的框架下规规矩矩的以政党政治来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
事实上,宋教仁之后,还出过许许多多的“宋教仁”,两党之内都涌现过很多如他这般注重理论,却忽视当时中国社会本质现实的革命者,为此,也使得中国革命事业一路跌跌撞撞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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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上组阁的宋教仁?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号遁初,一作钝初、遯初、敦初,别号渔父,化名犟斋、宋錬、中岛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仙瑞乡上坊村香冲(今漳江镇教仁村香冲组)人,中国“宪政之父”。
1882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因长沙起义失败,前往日本,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政治。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致力于建设民主共和政权,大力宣传革命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到处演说为国民党争取多数席位。1913年2月国会选举接近尾声,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3月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袁世凯惶恐不安,策划构陷宋教仁,未果之下,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洪述祖派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6. 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的实质是什么?
宋教仁是中国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民国肇始,这位年轻的政治家便极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反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为此还与孙中山、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领导成员产生了分歧。对此同盟会内部对他误解很深,不少人以为他有当总理的企图,主张责任内阁乃是出于私心,这其中甚至包括许多元老级人物。
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作“月旦之评”,认为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对于章太炎的这段话,蔡元培如此评论:“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指宋教仁),先生亦以此自许。”
实事求是地讲,宋教仁本人并无此种想法,他对责任内阁制的推崇源于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和认同,并无一丝一毫的私意。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就对西方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把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最理想的政治模式。
7. 宋教仁是否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
宋教仁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实际占有朝鲜,就鼓励朝鲜人大量越界开垦,然后由日本一个叫“长白山会”的团体,制造出所谓“间岛问题”,声称中国延边地区的一大片领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间岛”,图谋占据,这样便否定了以图门江作为中朝界河,后果十分严重。
宋教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完全出于偶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宋教仁去东北策动“马贼”从事反清革命期间,得知了日本人的这个阴谋,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侦获该会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然后在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特别是找到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清楚地表明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门江。
在这些有力证据的基础上,宋教仁写了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角度,特别是利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就“领土主权的历史”“自然的地势”“境界的条约”几个方面,论证了日本人所指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同年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袁世凯约宋回国,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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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教仁,宋教仁被刺事件说明了什么?
上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领略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后,再回首贫穷落后的中国,一时间纷纷喊出"民主救国”,"科教救国"等等。在他们看来,造成这个结果的罪魁祸首乃是腐朽的封建帝制。
其实,帝制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给中国带来过没落,但也创造过辉煌,并且还创造了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今天仍被人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大唐盛世什么的,难道不是在帝制下创造的?应该说,腐朽的不是帝制,而是皇帝,以及皇帝个人的妄自尊大和闭关锁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古老的帝制,但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进步和繁荣。相反,却让中国陷入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无政府状态。
以孙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提出的"三民主义",不过是死搬硬套西方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后来的失败就足以证明,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人民需要什么。中国人从来不在乎谁当皇帝。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中国人只看重自己的衣食住行。张三也好,李四也罢,能让人们安身立命,安居乐业,就是好皇帝。
后来的事实就证明了,由帝制皇帝一人说了算改为几个人说了算的"精英制"同样受到人民欢迎。
打着所谓的民主旗号,实则为自己,或所属集团争权夺利,老百姓一眼就看得清楚明白。
孙文他们在推翻帝制后,成立中华民国,首先考虑的不是改善民生,而是为实行大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党内同志争吵不休。说到底,还是争权夺利。
宋教仁因促成南北和解,风头一时无双。但在党内,并没有达到一言九鼎。论资历威望不及元老黄兴,论人脉更远逊孙文。虽然个人才情超卓,但提出的内阁制无非削略大总统的权力并分享之,而这恰与孙文的主张相左。
宋教仁最后遭遇不测,与其说是敌人的暗杀,不如说是党内保护不力。后来的走势恰恰说明这一点。党内元老遇害后,幕后主使不了了之,只发落几个小萝卜头了事。可见黑幕之深。
宋案告诉我们,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好制度。反之,你描绘的蓝图再美,在人民看来,也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如跟一个叫化子谈民主宪政,他会骂你,去你的,先给老子一碗饭再说别的吧!
2. 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
洪述祖
2013年,正值“宋案”发生百年,本打算写一篇论文的尚小明发现,“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研究者甚至连宋案的基本案情都没能准确把握,更不用说案件细节了。于是他决定研究到底。跑遍各大档案馆,寻找与宋教仁案件相关的档案、电报、书信、报纸新闻、时人文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著作,他抽丝剥茧,寻找线索,最终得出了迥异于前人研究的结论。
经过五年时间,尚小明最终写成了五百余页,54万字的著作《宋案重审》。
百年宋案研究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宋案重审》的结论,那就是“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主使其实是时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
3. 赵秉钧承认刺杀宋教仁?
没有承认,但赵秉钧自杀了。
刺客武世英受应桂馨指使,应桂馨又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亲信,而赵秉钧是袁世凯的亲信,而宋教仁是民选的总理,他会制约袁世凯的权利,武世英被毒死,应桂馨逃跑,赵秉钧自杀,自然会怀疑袁世凯是杀死宋教仁的主谋。
4. 民国的历史将会怎样被改写?
宋教仁走的路子,在中国始终是走不通的,他死或者不死,都没有能力改变军阀混战的本质。
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民主的思想在这片长达两千年帝制上毫无根基,依托看起来美好的责任内阁制,就想要从北洋政府手中夺权,并且完成国家体制的重建,这太过理想化了。
宋教仁准备进京时,议会政治、政党政治的实现,使得责任内阁成为现实,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中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是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打击压迫的夹缝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十分软弱无力。
袁世凯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专事破坏责任内阁制,顺利登上大总统宝座,又改造“约法”,解散国会,最后干脆宣布恢复帝制。这使得宋教仁倡导的责任内阁制最终成为镜中月水中花。
政体形式说到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它的实施不是凭借善良的愿望,而是凭借实力与斗争。责任内阁制必须以实力作后盾,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自身力量弱小,且本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千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根本难以在与守旧势力较量中占据上风,自然就不能巩固和挽救资产阶级共和国。
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看,中国还不具备建立资产阶级责任内阁制的基本条件。因此,其责任内阁制不能实现有其历史必然性。
宋教仁的内阁制与袁世凯的总统制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性质下的内阁制与总统制的简单的政体之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争夺在中国的统治权的一场严峻的政体之争。
首先,袁世凯已经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
仅1912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就垫付了大量资金给袁世凯“应急”,帝国主义的支持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旧时代封建阶级决定了他要作皇帝。他用政治和经济压力解放革命军队,用卖国借款筹备反扑革命的资金;还收编前清地方武装进一步扩大北洋实力,同时,豢养御用党为他摇旗呐喊。
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却放弃了民众,放弃了武装军队。他们手里的武器只有一样,就是责任内阁制,力量悬殊显而易见。当矛盾激化时,国民党根本无力招架。
其次,政党内阁制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具有民主思想并愿意为之奋斗的资产积极及其知识分子,而是受封建思想传统长期熏陶的农民。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资产积极与农民尚且具有共同的政治要求——推翻清王朝,在这一目标实现后,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也就失去了基础。加之文化知识、舆论宣传,通讯设施的严重落后,农民渴望圣明君主和平盛世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宋教仁的竞选演讲也只能在武汉等几个大城市进行,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极为有限。
最后,革命党内部意见分歧,有利于袁世凯而不利于革命。
武昌起义后,虽然迅速得到举国响应,但是革命阵营成分复杂,步调并不一致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混入革命内部的立宪党人就提出袁世凯如果不抗拒革命,“将来大功告成”即拥戴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大多数革命党人亦随声附和。
黄兴也是其中一个,当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拿出汉口都督决议对孙中山说:“毋使我辈负诺”。敦促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
汪精卫则更是肉麻吹捧袁世凯“项城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而对孙中山却进行讽刺打击,指责他“有权利思想”。
同盟会意见分歧,大多数领袖人物主张拥护袁世凯,反对孙中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袁世凯“竭诚拥护共和”,不是要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而是要控制国民政府大权,最后达到吃掉它摧毁它的目的。
袁世凯夺取民国临时大总统高位后,总是竭力维护封建主义的旧秩序,敌视共和制度。这就决定了宋教仁开展责任内阁制活动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宋教仁是一个太过于理想化的政治家,他政治理论虽然扎实,但却不善于政治斗争,并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是宋教仁,都能够在“约法”的框架下规规矩矩的以政党政治来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
事实上,宋教仁之后,还出过许许多多的“宋教仁”,两党之内都涌现过很多如他这般注重理论,却忽视当时中国社会本质现实的革命者,为此,也使得中国革命事业一路跌跌撞撞前行。
感谢您的阅读,如果您能够顺手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也是极好的;欢迎评论交流,愿每一个朋友平安、欢喜、自在。
5. 北上组阁的宋教仁?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号遁初,一作钝初、遯初、敦初,别号渔父,化名犟斋、宋錬、中岛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仙瑞乡上坊村香冲(今漳江镇教仁村香冲组)人,中国“宪政之父”。
1882年出生于湖南常德。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因长沙起义失败,前往日本,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政治。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致力于建设民主共和政权,大力宣传革命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到处演说为国民党争取多数席位。1913年2月国会选举接近尾声,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3月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袁世凯惶恐不安,策划构陷宋教仁,未果之下,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洪述祖派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6. 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的实质是什么?
宋教仁是中国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民国肇始,这位年轻的政治家便极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反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为此还与孙中山、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领导成员产生了分歧。对此同盟会内部对他误解很深,不少人以为他有当总理的企图,主张责任内阁乃是出于私心,这其中甚至包括许多元老级人物。
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作“月旦之评”,认为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对于章太炎的这段话,蔡元培如此评论:“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指宋教仁),先生亦以此自许。”
实事求是地讲,宋教仁本人并无此种想法,他对责任内阁制的推崇源于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和认同,并无一丝一毫的私意。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就对西方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把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最理想的政治模式。
7. 宋教仁是否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
宋教仁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实际占有朝鲜,就鼓励朝鲜人大量越界开垦,然后由日本一个叫“长白山会”的团体,制造出所谓“间岛问题”,声称中国延边地区的一大片领土是中朝未定界的“间岛”,图谋占据,这样便否定了以图门江作为中朝界河,后果十分严重。
宋教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完全出于偶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宋教仁去东北策动“马贼”从事反清革命期间,得知了日本人的这个阴谋,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侦获该会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假证据,拍照带回日本。然后在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特别是找到一个名叫古山子的朝鲜人于中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出版的《大东舆地图》,清楚地表明中国与朝鲜的界江是图门江。
在这些有力证据的基础上,宋教仁写了6万字的著作《间岛问题》,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角度,特别是利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就“领土主权的历史”“自然的地势”“境界的条约”几个方面,论证了日本人所指的“间岛”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同年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袁世凯约宋回国,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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